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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經濟增長遲滯，新興市場遭遇嚴重資本外流，美元走強對美國經濟而言也是“雙刃劍”，人民幣貶值的溢出效應攪動全球市場。在此之際，越來越多的銀行呼吁多國協同干預外匯市場，阻止美元進一步升值。
美銀美林首席投資策略是Michael Hartnett在1月28日發布的研報中表示，目前全球經濟遭遇的威脅與1985年相似，近乎瘋狂的貨幣政策沒能有效地帶來廣泛的、持續的經濟復蘇，全球貨幣政策者必須攜手合作，開展類似1985年廣場協議（Plaza Accord）式的合作來刺激全球經濟，包括一些新興市場央行達成新的美元互換額度，法國、德國和英國承諾提供財政刺激政策。
Michael Hartnett團隊認為，盡管達成類似1985年的新廣場協定概率有限，但就目前情況來看，類似協同干預外匯市場是需要的。全球市場近期的波動也進一步凸顯了全球經濟急需政策制定者之間進一步的合作。
除了更深層次的利潤衰退風險，最近的資產拋售無疑加劇了政策的疲弱無力，讓人們感到政策制定者們幾乎無力刺激全球需求復蘇。疲軟的、無法持續的復蘇可能也會迫使中國轉向資本管制，歐洲和美國可能實施邊境管制，以及在財政緊縮之際推行激進的稅收調整政策。
Michael Hartnett團隊表示，
最重要的是，當年的全球協作激發出了企業和家庭的“動物精神”（animal spirits）。（注：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George A. Akerlof與耶魯大學教授Robert J. Shiller在著作《動物精神》一書中提出，僅靠財政激勵政府是不夠的，目前還必然利用John Maynard Keynes的第二個工具，也就是動物精神，即投資沖動要依賴自然本能的驅動，才能拯救世界經濟。）
類似地，我們認為，G20財長和央行家將于2月26日-27日齊聚上海，這給了全球政策制定者們一個展開合作的機會。
不過，期盼新的廣場協議在本月的G20會議上就能達成“可能太早了”，除非全球金融市場狀況進一步惡化。我們深切關注的是，宏觀經濟和市場可能首先需要惡化，以激發出正確的政策應對措施。
在中國經濟、大宗商品市場、信貸和消費沒有出現迅速改善的情況下，對經濟持樂觀態度的人士可能需要耐心等待，直到某一次G20會議宣布以下措施：
● 人民幣一次性貶值
● 美聯儲宣布與其他國家央行展開貨幣互換，或推出其他支持金融系統穩定的措施，以避免新興市場危機的蔓延。
● 美國財政部宣布其將維持美元穩定，幫助美國制造業、原油和新興市場擺脫危機。
● 美國、德國、英國和法國承諾采取財政刺激，以增加公共投資，尤其是高質量的基礎設施建設。
所謂廣場協議，是1985年9月22日，美國、日本、聯邦德國、法國以及英國的財政部長和央行行長（簡稱G5）在紐約廣場飯店舉行會議，達成五國政府聯合干預外匯市場的協議，其用于誘導美元對主要貨幣的匯率有序貶值，從而解決美國巨額貿易赤字問題。因協議在廣場飯店簽署，故該協議又被稱為“廣場協議”。
當年的廣場協議寫道：“美元以外的主要貨幣兌美元進一步有序升值將是可取的。各國財長及央行行長已做好準備，若能夠帶來幫助，將采取更加緊密的合作，以促成此事?！?br style="margin: 0px; padding: 0px; max-width: 100%;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word-wrap: break-word !important;" />
廣場協議的效果非常成功，美元此后大幅貶值，不到兩年便下跌了40%左右。而日元兌美元大幅升值。
不過，與當年的廣場協議力挺日元升值不同，華爾街銀行家們最近提出的新版廣場協議主要是為了力挺人民幣、遏制美元進一步升值。
德意志駐紐約外匯研究部門主管Alan Ruskin在上周二發布的研報中提出了同樣的建議，稱“美國和其他主要央行是時候考慮如何以最好的方式支持中國向以市場為導向的匯率機制轉變了?！睆妱菝涝葧γ绹膊焕谄渌蚪洕w。
Alan Ruskin認為，自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聯合匯市干預行動幫助阻止了前兩次的美元升值，而本輪美元大行情中很可能需要采取類似行動。按照目前的消耗速度，中國3.3萬億美元外匯儲備可能在6個月內就會跌至充足水平之下。如果人民幣貶值的幅度超過中國和國際社會的意愿，或者中國外儲消耗速度仍沒有放緩，那么，則會導致美元暴漲，從而對美國和全球其他經濟體造成損害，最終，協同干預措施將可能是首選。
由于經濟增長放緩和資本外流增加，人民幣兌美元匯率過去六個月下跌了大約6%。人民幣的跌勢不僅導致全球市場波動，也令北京為此用掉了約5130億美元，以支撐股市和人民幣匯率，相當于外匯儲備在一年內減少了13.4%。
摩根士丹利全球外匯策略主管Hans Redeker去年秋季曾表示，目前（去年9月）簽訂新廣場協定、或者采取任何層面的直接協同干預市場行動的“條件尚不具備”。要想實現這些必須有某一方讓步。為應對匯率波動，決策者必須先解決根源問題，即各方對相對投資回報的預期存在分歧。
Hans Redeker表示， 最終的結果可能是決策者在穩定機制方面加強合作。這些機制包括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結構性改革，而這些舉措的效果都需要花費數年時間才能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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